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段话有许多枝节性的漏洞。

同时，儒家借助礼乐的哲学化使其成为描述世界的普遍形式，这极易使其成为弥漫于万物之上的匀质的涂层，看似无所不包，却因此遗失了对其审美价值取向的关键性把握。也就是说，它最终所要通达的是一种神圣的美感。

比如夷夏之辨，孔子讲：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这是用披发与戴冠、左祍与右衽将文明与野蛮标识出来。在此，礼器是礼仪观念的物化形式，也是其感性表现。这则是将礼乐视为规约天地的普遍律法。如《荀子·儒效》：（周公）兼治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。如上文所言，西周礼乐源于祭祀，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娱神。

最后，礼乐成就风雅中国。也就是说，礼乐的价值在于它能激发人天然向善，能将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自我要求。竹节凸起，有缠束之状，因而节字可以引申为节制、节省、节约之义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只有执政者亲身体会到适度节约的甘美舒适并带头践行，不伤财，不害民，民众才会真心拥戴并乐于奉行。君子以制数度，议德行。节卦的卦象为上坎下兑，坎为水，兑为泽，因而有泽上有水之象。比如，周文王临终之时告诫武王说：作为君主，不要骄傲，不要奢侈，不要沉湎于女色。

节卦九二爻曰：不出门庭，凶如果不得已诉诸武力的话，要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

所以，孙子认为要追求功利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，前提是要解决功利的界定和衡估问题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关键看你是否拥有杂于利害的哲学智慧，有了，便可灵活机变，牢牢掌握住战争的主动权，便可在复杂激烈的战争冲突中游刃有余，左右逢源。同时，孙子认为，兵以利动的原则，不但己方必须遵循，而且敌方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行动的，因此，他主张对敌诱之以利，趋诸侯者以利，用利害关系来调动敌人，致人而不致于人，牢牢掌握住战争主动权。三、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 世界上任何事物，都同时包含着利与害的两个方面，所谓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，战争也是如此。这就是孙子兵法的一个基本的、核心的内容，更准确地体现了军事斗争的自身规律和特点。

正如墨子所揭示的那样，一旦发动战争，就要大量动员民众，春则废耕稼树艺，秋则废民获敛，人员的伤亡和物质的损失不可胜计。（58章）这指的是利与害是辩证统一的，各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，无难即无易，无利也就无所谓害，利害、高下、长短、前后、难易、祸福，均以对立统一的共生体出现。要经之以五事，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，校之以计以索其情，全面考察战争的主客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。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违背了常理，否定了成规，实际上相反，乃是更好地遵循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，夺取战争的胜利。

南宋郑友贤对《司马法》和《孙子兵法》两种战争形态做了很好的对比：司马法以仁为本，孙武以诈立。第一层次，战略上的胜。

因此他一再强调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（《孙子兵法·火攻篇》，以下凡引用《孙子兵法》原文者，只标注篇名）。假如权衡后得出的结论有碍于实现战略目标，损害到根本利益，那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小利，不汲汲于一城一地的得失，暂时放过某些敌人，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。

战争计划已定，计利以听，乃为之势，势者，因利而制权也。前一种战争，应该是暂时的，次要的形态，大家打起来都要留一手。（《作战篇》）所以，高明的战略家或指挥者，应该将利与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考虑对待，见利思害，见害思利，即所谓夫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，杂于利而务可信也。孙子所谓的善，是用兵的一种理想境界。司马法以义治之，孙武以利动。如果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，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展开，那么就应该本着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于主的态度，拒绝执行。

孙子从战争全局考虑，冷静地分析战争之利与战争之害，认识到必须以全争于天下，认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诸侯争霸的斗争中保全自己，不断壮大实力，最终称霸天下。《孙子兵法》特别强调趋利避害，这正是它实用理性的显著体现。

因此，孙子提出，何时发动战争，如何来进行战争，取决于利，也就是看战争是否于己有利，他提出了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，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的用兵原则。在他眼里，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，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，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。

（《谋攻篇》）在孙子看来，谋求全胜的手段有多种，首先是以谋制敌，其次是外交服敌，其次是威加于敌，如果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，就只好诉诸武力了。有利则打，无利则止，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，这实际上反映了孙子的战争宗旨，是其新兴阶级功利主义立场在军事斗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。

如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固然不错，但不战而胜才是最高境界：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就象喜欢一个人，在喜欢欣赏他的优点的同时，也要容忍和接受他的缺点。主张兵以利动的孙子，把胜作为利的实现途径。这样的医生，当然只配称作庸医。

因为百战百胜，只是沉醉于一种实力消耗式的胜利，战胜而天下曰善，只是看重胜的外在表现与社会评价，而没有注重诸侯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消长与战胜的综合效益。其根本宗旨，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，换取最大的利益，实现最大限度的利益效化。

可见，战争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，也存在着两重性，敌对双方往往都是利害兼而有之，利与害相辅相成，如影随形，没有无害之利，也没有无利之害，而且越是大的利，越是大的害，它相应的害与利也越多，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，而最危险的地方又往往最安全。在作战指导方面，孙子提出兵贵胜而不贵久的速胜战思想、以正合，以奇胜的灵活用兵思想、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场主动权思想以及示形动敌、把握主动、集中兵力、各个击破、巧用地形、攻守得宜、因粮于敌、取用于国等等许多重要原则。

与孙子齐名的军事家吴起说：天下战国，五胜者祸，四胜者弊，三胜者霸，二胜者王，一胜者帝。孙子《九变篇》提出途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。

到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时代，又使战争回到了战争本身的、符合军事规律的形态。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众（《吴子·图国》）。孙子提出的利的胜、全、善三层次说，反映了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取法乎上，得乎其中的特点。就象是一个医生治病，治好了一人，却付出治死一万人的代价。

所谓以利动，说的是从事战争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。孙子认为，百战百胜、战胜而天下曰善，并非最理想境界。

事实上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战争中的胜有时还可能造成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方面的损失。只学其中利的那部分，而拒绝自己所认为是害的那部分，纯粹是一厢情愿而已。

它的精义在于辩证对待利害关系，知于未萌，预作准备，顺利时能做到冷静沉着，找到差距，从而保持优势，防止意外。对此，孙子同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，认为利与害处于同一事物之中，两者如影相随、不离须臾，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。